从生死存亡之桥到伟大复兴之桥，见证历史转折与民族复兴的壮丽征程。
25米，是旧时滇黔锁钥上“二战钢桥”的高度。
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
在贵州的群山之间，北盘江奔流不息。江面上两座桥梁相距不过数十公里，仿佛一幅历史画卷，记录着民族的艰辛与辉煌。上游，那座“二战钢桥”锈迹斑斑，弹痕依旧可见；下游，花江峡谷大桥宛如蓝色巨龙，横跨天堑。一座是抗战时期的生命通道，承载着民族存亡的烽火岁月；另一座则是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工程，凝聚着科技力量，展现着复兴之路的壮志豪情。
这段时间，在关岭与晴隆交界处的“二战钢桥”上，安顺公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素材采集，旨在向公众讲述这座横跨北盘江的老桥所见证的战火历程。
“它很古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是抗战时期国际援华物资通过滇黔公路从缅甸、云南运往内地的唯一通道。”安顺公路管理局宣传教育科科长吴健介绍。 这条道路在抗战期间承担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不仅连接了中国与东南亚的物资运输线，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坚韧与团结。它的存在，为前线提供了宝贵的支援，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尽管岁月流转，这条道路的历史价值依然值得我们铭记与尊重。
20世纪90年代初的“二战钢桥”（来源：贵州桥梁志）
80多年前，抗日战争的战火蔓延至中华大地，沿海城市相继失守，这座钢桥成为西南大后方关键交通要道——滇黔公路的枢纽。当时，满载国际援华物资的车辆不断驶过桥面，将弹药、粮食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
日军逐渐认识到钢桥的战略价值，先后对钢桥发动了100多次轰炸，投掷炸弹超过500枚。当地老人回忆，日本飞机在轰炸钢桥时，常常从他们村庄的上空飞过，山上的弹坑密密麻麻，随处可见。
80多年过去,历经战争磨难和洗礼的“二战钢桥”虽光荣“退伍”，却依旧诉说着中华民族那段悲壮的抗战史。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任杨俊表示，“这座桥与晴隆24道拐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日军封锁沿海其他路线后，它直接而有效地支援了国内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西南国际大通道的关键交通命脉，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并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及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安顺公路管理局工会主席许磊在谈到为何要讲述老桥的故事时表示：“它见证了历史，传承了一种精神。向公众讲述老桥的故事并不是单纯的回忆过去，而是关系到行业自信心的树立，让大众了解前辈所经历的艰辛与辉煌，认识交通发展背后的深厚积淀。”
1970年代建设的320国道盘江桥
2008年建成的镇胜高速北盘江大桥
2025年即将建成通车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矗立在北盘江上，这里分布着数十座大小不一的桥梁，它们连接两岸，也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二战钢桥”在国力薄弱、战火纷飞的年代，宛如一道钢铁脊梁，凝聚着中国人民抵御侵略的坚定意志，见证了国家危难时刻的坚守与奋斗。沿着北盘江顺流而下三十多公里，即将刷新世界桥梁高度纪录的花江峡谷大桥，象征着人类不断挑战自我、探索未知的勇气。
8月21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启动荷载试验，首批6辆每辆重达35吨的三轴载重车驶上桥面，标志着大桥迎来通车前的“关键大考”。
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桥跨径长度1420米，居山区桥梁跨径世界第一。桥面到水面的高度为625米，高度也居世界第一，被称为“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它的建设，汇聚了最顶尖的山区桥梁建造技术，展现了贵州乃至中国在桥梁建设领域的强劲实力。
在花江大峡谷，前一秒可能还是轻柔的微风，但一旦进入峡谷区域，由于“狭管效应”的作用，下一秒就可能骤然转变为具有10级以上风力的强风。花江峡谷大桥项目总工程师刘豪在谈及峡谷中的强风时，曾这样形象地描述。
为了确保大桥施工及运营安全，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之初就启动了峡谷风数据监测研究。在大桥桥位区采用专业激光雷达进行峡谷风观测分析，通过发射激光脉冲并接收反射信号，在峡谷深、风速高、风场复杂气候环境，精确地测量风速、风向以及大气湍流等参数。
“20多年前我们用一根杆子观测风的风力风向，现在我们用雷达扫描整个断面，了解大桥所在位置的风场环境。而且，我们用的雷达是国产的。”贵州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韩洪举说。
目前，贵州桥梁人在峡谷风研究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为桥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支撑。 在桥梁建设过程中，峡谷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自然因素，其对结构安全和施工效率影响显著。贵州桥梁人通过长期实践与技术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走在了全国前列。这种积极探索不仅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安全性，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技术创新与实践经验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花江峡谷大桥借助北斗定位系统实现智能化吊装（图片摄于2024年12月）此外，花江峡谷大桥借助北斗定位系统实现大跨径缆索吊装的智能化、主缆索股装上监测温湿度和应力变化的“中国芯”、200米高的玻璃观光电梯直达塔顶……大桥诸多细节都展现着越来越精湛的“中国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实力。
“百年前我们只能修建一座小的铁索桥，到了现在，由于国家的发展，我们有了这种经济实力，又有这么好的技术条件，作为一个设计师，正是对我们桥梁建造技术的十足底气，当时做这座大桥的方案时，我们才敢设计这么大的跨径、这么高的高度。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能把它建造出来！”参与花江峡谷大桥设计的贵州省交勘院交通事业部一分院院长陈竹说。 在当今时代，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令人瞩目。从百年前仅能建造小型铁索桥，到如今能够实现超大跨度、超高难度的桥梁工程，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体现。花江峡谷大桥的建成，正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作为设计师，面对如此挑战，敢于提出大胆方案，背后离不开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坚实支撑。这样的底气，源于对自身能力的信任，也源于对国家发展成果的深刻认知。
从“二战钢桥”到花江峡谷大桥，从“生死存亡之桥”到“民族复兴之桥”，不仅是地理的跨越，更是时代的注脚。
在贵州的126万座山头之间，3万多座桥梁横跨天堑，它们不仅连接了地理上的阻隔，更托起了贵州“登高望远”的发展格局。这些桥梁背后，凝聚着“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贵州正以实际行动，在山水之间续写新的发展奇迹，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独特的贵州风采。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贵州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无数建设者默默付出的基础上。桥梁不仅是交通的纽带，更是贵州突破自然限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象征。这种精神与行动，值得在全国范围内被更多人关注和学习。
今天的贵州，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枢纽，该区域在连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以及成渝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点。 在我看来，这一地位的提升不仅体现了国家战略布局的深化，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潜力与价值。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开放合作的持续加强，该区域正逐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核心力量。未来，如何进一步释放其枢纽功能，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特别鸣谢：省委党史研究室朱仁印樊晶省档案馆
见习记者刘中慧和实习记者伍芳宇对本文也有参与贡献。
